辽宁最早的地方志书是元大德三年﹙1299年）纂修的《辽阳图志》。此书为编修《大元一统志》而写。此后，又有《沈阳路图册》、《辽阳路图册》、《开元志》、《广宁旧志》等五六种，但都已失亡佚。
辽宁明代修志较少，仅10部。明永乐年间，明王朝诏令天下郡邑“咸为图志以进”，辽东地方官吏组织编修《辽东志》，正统八年(1443年)编写完成，形成明代辽宁志书最早的稿本。弘治元年(1488年)、嘉靖八年(1529年)、嘉靖十六年(1537年)，先后3次重修《辽东志》。嘉靖十六年编修的《辽东志》成为辽宁现存最早的志书。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对《辽东志》进行第四次重修，并易名为《全辽志》。嘉靖年间，辽宁地区还编修《全辽备考》。此外，明代还编修了《辽纪》、《全辽略记》。明代辽宁修县志有据可查2部，其中《开原图说》为万历末年编修，《开原新志》已佚。
辽宁清代，在清王朝督办下，修出一批省、府、厅、州、县级志书。特别是在清末，辽宁修志处于上升期，据不完全统计，清末11年间编修省级志书有12种，其中由国人编纂和由日、俄当局编纂的日文志书各占一半。由国人编纂的私修为多，如寿鹏飞纂修的《奉天新志》，吴廷燮编纂的《奉天备志》、《东三省志稿》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东三省政略》，由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纂修。此书重在记述当时的政务、军务和实绩。另一代表作为《奉天郡邑志》，由吴廷燮撰，分别记述当时奉天境内42县的建置沿革情况。清末辽宁修志有两个特点：一是志书门类内容拓宽；二是光绪朝后期，出现编修乡土志的热潮。期间，辽宁编修府、厅、州志7种；县级志书61种，其中乡土志48种；各种专志9种，以《盛京疆域考》具有代表性。
民国时期是20世纪辽宁修志第一个高峰期。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修志，仅民国5年至民国20年(1916—1931年)，辽宁省、县两级政府及省修志主管部门就发出各类修志函件共40件；民国15年至17年﹙1926—1928年），奉天省长公署曾连续3次下发训令，要求各县迅即设馆修志。民国17年11月1日成立奉天通志馆，为省级修志机构。各县也相继设立修志机构。民国时期，辽宁最有代表性的志书是《奉天通志》。同时，编修市级志书10种，县志51种，较有代表性的有《大连要览》、《辽阳县志》、《义县志》和《营口县志》等。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编修市、县志110种，其中日文县志48种。这一时期辽宁修志大致有3种情况：一是沿袭旧志体例，由地方绅士和文化机构编写的志书，民国22年至31年(1933—1942年)共修16部县志；二是伪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下令各县遵照当局制定的“标准目录”，编印出大量的“县政概况”、“一般状况”之类的志书，各县志的门类设置基本一个模式；三是日本统治机构为达到统治、掠夺的目的，和掌握各地自然、政治、经济、民风、文化和教育等情况而编写的志书。这一时期，辽宁编纂的志书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的烙印。
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有据可查的旧方志有280部，其中辽宁省本籍旧方志有90部，府县志有190部。90部省本籍志书中，中文旧方志65部,现存60部，﹙其中卷数不全或有缺失的志书2部﹚，完全失传的中文旧志5部；日文旧方志25部，均有馆藏，仅１部曾经翻译成中文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