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全3册 2007清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修订三版）》PDF电子书全3册，由邓遂夫校订，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是迄今国内外首次出版的一部全面反映《红楼梦》庚辰本{包括其脂批)原貌的校订本。本书所据底本，是现存t二种(包括新发现的K藏本)《红楼梦》古抄本中最完整、M真切地保存了曹雪芹生前定本原貌的一种，由徐星罟先生一九三二年在北京隆福寺发现收藏，后遗贈燕京大学图书馆，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与胡适先生一九二七年发现收藏的甲戌本(残本)堪称双璧，厲国宝级文物与文献。今据文学占籍刊行一九五五年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三种影印本校点排印(并据原件作f重点核对)，同时还收录了底本原件及影印本的相关资料。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与过去出版的《红楼梦》通行印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严格按照曹雪芹生前最后定本的原貌校订排印。不仅可以从中领略作者原定本的真实风貌，还可以直接品味到作者的「红顔知己」脂砚斋在庚辰原本上留F的2100余条珍贵批语(其中大部分和此前本社出版的甲戌校本的批语不同)，具有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版本珍藏价值。本书的校订，在《红楼梦》文本(包括脂批)的正本清源上有重大突破，值得引起各界人士关注。这是初版问世不久，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所推出的修订版，校订质虽更臻完善。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书目：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第1卷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第2卷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第3卷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出版说明：
从二十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之际,曾有红学专家预言说,《红楼梦》和红学在二十世纪之所以长期受到社会关注,主要是因为领袖和政治的影响所致,到二十一世纪,这种影响不存在了,《红楼梦》和红学的红火日子也将成为明日黄花,好景不再并质疑“研究一部小说的学问能有多大”?还有人调侃:“红旗”打不了多久了!
我曾撰文指出,这种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价值缺乏足够认识,没有真正懂得和深入“文本”,尤其是不明白红学并不单纯是“一部小说”的学问,而是周汝昌先生所标举的“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
果不其然,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没几年,《红楼梦》和红学就显出了新气象,变得更加热火朝天。是“《红楼》红”还是“红学热”?又有专家放言高论,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市场上红学书籍的持续火爆,到央视红学节目让全社会聚精会神,还有互联网“人间红学”的如火如荼……一场经久不衰的全社会对《红楼梦》和红学的关注发生了,其规模与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二十年代的“旧红学”和“新红学”,五十年代的批俞运动,七十年代的“文革”红学,还是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学院红学,从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已经无法望其项背了。红学真正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值得思考之处吗?岂一个“炒作”和“虚火”了得?至少,这说明一种社会的变迁,说明社会的体制和机制更松动了,学术更民主了,大众的文化修养提高了,普通百姓有钱有闲了,也有参与高雅文化活动的兴致和条件了,一句话,这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伟大成果。同时,这更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货真价实的国之瑰宝,中华文化的传家宝、无价之宝,本有光彩,自会四壁生辉,脱颖而出。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红学在演变的过程中也会有泡沫,有浪花说这一大套干什么?是正题的铺垫。正题是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和《草根红学杂俎》的邓遂夫先生,又要推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了。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件小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的出版日期是2000年12月,也就是说,这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书其实与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同步。而且,邓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一篇题为《走出象牙之塔》的洋洋四万字长序,其实也是他策划的脂评本校订丛书系列的一篇总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红学的兴盛,这个甲戌校本的“问世传奇”是一只报春燕。记得当时邓先生曾来电话,说南京有红学家提醒他:不要把大众对红学的热情估计得过高,你的甲戌校本一下子印一万册,太冒险了,它不可能畅销的。但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红学家的预测是不准确的,迄今为止,甲戌校本已经连续重印了七次。笔者曾为邓先生校订的那本书写过篇书评:《红学文献学的内在理路》,其中有这样几段个独立的学科得以成立,常是以文献学作为根基的。
殷墟甲骨的出土,引出了甲骨学;敦煌卷子的问世,产生了敦煌学。红学,或曰《红楼梦》研究,也不例外。新红学能够取代旧红学成为二十世纪红学的学术主潮,就是奠基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发现。周汝昌先生所规范的红学四大分支——曹学、《石头记》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学,其前三支在主体上可以说都是地道的文献学,其中脂批研究又是从《石头记》版本学中衍生出来的。作者家世材料和版本的每一次新发现,无论真伪,都掀起红学讨论的热潮,此乃二十世纪红学之真踪实迹,有目共睹者也。
换言之,红学文献学的研究构成了二十世纪红学的本体。《红楼梦》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实有赖于文献学研究的实际进展程度。文献学未升堂,哲学美学的文本学断难入室。这可以说是红学的特殊性、个性,甚至可以说是红学得以独立门户而成为专门性“显学”的根据。但有趣的是,这一红学的特点也构成了红学的悖论。由于文献学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性的繁琐枯燥,与《红楼梦》的文本阅读虽然有内里的密切联系,却存在表面上的距离感,以及在文献研究中必然产生的或然性推论的学派纷争,还有《红楼梦》文本内容与时代背景之间错综迷离的交缠,即文本、文献与历史学的复杂叠合(这种历史学与文学的“折叠”构成了红学一个既恼人又引人的学术特色,诸多“索隐派”从清代到二十世纪的今天,前仆后继,蔓生不绝,这里面也有其“合理性”与“荒谬性”的交织,需要探讨研究,不是一句“猜笨谜就能了断的),等等,这就给一般仅从文艺性着眼“读小说”的读者大众,甚至一般的文艺评论家,造成了理解的墙障,产生某种陌生感和“门外”感,因此时而可闻对红学的非难之声,诸如“把曹雪芹的头发都数出来了”、“《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一类。
而红学界内部,偏擅文献学的往往在哲学美学素养方面有所不足,搞文学评论的又大多受二十世纪意识形态和时风时潮的局限,于中华文化和文艺美学的本源真谛失却黄帝玄珠,这就严重影响了红学文献学研究本身的质量以及进一步向红学文本学的衔接过渡。这种红学界“内”与外”的隔膜,以及红学界内部没完没了的“缠夹”,是一个亟待“沟通”解决的学术文化课题。
由于红学文献学最终要归宿于文学艺术的文本学,它的核心对象是“文采风流第一书”的艺术神品《红楼梦》和文采风流第一人”的诗人哲学家曹雪芹,这就形成了它的另一个特点,即要使红学文献学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不仅需要科学性的爬梳考证和逻辑推理,而且需要具有思想家素质和艺术的感悟能力,需要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高度有机结合。这是红学文献学与甲骨学、敦煌学不同的地方,也是红学文献学研究中常常引出葛藤纠纷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红学文献学的进展制约着红学文本学,反过来说对文本的艺术感知能力也影响着文献学研究的水平。这在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这三位红学界泰斗的身上就有生动的体现。胡适由于艺术气质较弱,文学感悟能力有限,因此也影响了他文献学研究的质量,如他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石头记》版本起家,却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一个“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认为程乙本是比脂评本更好的文本,都是大谬不然的而俞平伯和周汝昌由于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气质和修养,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把握就准确得多,其文献学考证的真理性程度也就比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