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全100册)电子版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作者:季啸风、沈友益主编 出版: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6.10
格式:DJVU 清晰 大小:11.05GB
由季啸风、沈友益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有中文、英文和日文部分,是研究1924年后国民党党治体制的重要情报资料。全套书共有755辑,15万多篇资料。内容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我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系、国际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
北京讯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我国一些专门研究历史文献的图书馆专家,将一批已陈旧泛黄的珍贵历史资料抢救整理后,予以公开出版,这批名为“末次资料”的档案有力地揭示:早在1912年,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大规模刺探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整理成册,以供侵略中国服务。
“末次资料”的全称应叫“末次情报资料”。1912年,在北平东城栖凤楼七号,“末次研究所”挂牌运作,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叫末次政太郎。这个在中国干了30多年的情报机构收集了大量资料,可谓包罗万象。
“末次资料”的主要来源是1912年至1940年7月间公开发行的国内外50余种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并按专题整理成辑,装订成八开精装本,封面烫金。在一些剪报资料旁还加有收集者的批语:“这两个带头抗议二十一条的议员是张XX和刘XX”,及着重线,“末次资料”现存755辑,16万多篇,共2.2亿字。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我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同时也包括有关各国和国防关系的许多重要情况。这部资料选材相当严格,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从这点看,这部资料系由专业情报人士收集,供军方政界参考的可能性较大。“末次资料”1984年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惊人的是那时的日本人已注意到了中国GCD,单独列出《GCD活动》一册,专门收集中共的信息。而重要事件的资料收集尤为详尽,如《中日事变》(即芦沟桥事变)这个专题,收集时间的跨度从1937年6月至1940年7月,资料多达107辑,条目21000篇,文字多达3200多万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国防部”缴获了这部资料。在国民党溃败退逃台湾时,这些资料被一些正义的社会学专家们幸运地截留下来。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全100册)电子版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作者:季啸风、沈友益主编 出版: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96.10
格式:DJVU 清晰 大小:11.05GB
由季啸风、沈友益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有中文、英文和日文部分,是研究1924年后国民党党治体制的重要情报资料。全套书共有755辑,15万多篇资料。内容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我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系、国际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
北京讯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我国一些专门研究历史文献的图书馆专家,将一批已陈旧泛黄的珍贵历史资料抢救整理后,予以公开出版,这批名为“末次资料”的档案有力地揭示:早在1912年,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大规模刺探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整理成册,以供侵略中国服务。
“末次资料”的全称应叫“末次情报资料”。1912年,在北平东城栖凤楼七号,“末次研究所”挂牌运作,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叫末次政太郎。这个在中国干了30多年的情报机构收集了大量资料,可谓包罗万象。
“末次资料”的主要来源是1912年至1940年7月间公开发行的国内外50余种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并按专题整理成辑,装订成八开精装本,封面烫金。在一些剪报资料旁还加有收集者的批语:“这两个带头抗议二十一条的议员是张XX和刘XX”,及着重线,“末次资料”现存755辑,16万多篇,共2.2亿字。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我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以及中日关系的多个方面的重要情况,同时也包括有关各国和国防关系的许多重要情况。这部资料选材相当严格,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从这点看,这部资料系由专业情报人士收集,供军方政界参考的可能性较大。“末次资料”1984年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
惊人的是那时的日本人已注意到了中国GCD,单独列出《GCD活动》一册,专门收集中共的信息。而重要事件的资料收集尤为详尽,如《中日事变》(即芦沟桥事变)这个专题,收集时间的跨度从1937年6月至1940年7月,资料多达107辑,条目21000篇,文字多达3200多万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国防部”缴获了这部资料。在国民党溃败退逃台湾时,这些资料被一些正义的社会学专家们幸运地截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