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时报》（1904——1925）高清电子版
书名:上海《时报》 作者:多人
出版机构:上海时报社 出版时间:1904
格式：TIFF高清 容量：128.00GB
《时报》(Eastern Times)，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是戊戌政变后保皇党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由康门弟子狄葆贤和罗普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梁启超也参与过策划。最有影响的是对报刊业务的改革，重视新闻、言论，紧密配合时事要闻，专辟《时评》栏。首创”对开报纸，分为4版，段印刷”的现代型版式;继又改进标题、字体、圈点符号等编排形式。后又注重新闻图片宣传，常用复色套版印刷，更使版面显醒多彩。
《时报》之名取意于《礼记》”君子而时中”意思是办此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因此，该报在创刊始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判顽固派又批判革命派。荻葆贤在《时报》创刊之初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该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1)将《新民丛报》所创的报章文体”时评”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活泼明快的文体颇受人欢迎;
2)率先将一张报纸分为1-4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书页式报纸的痕迹;
3)率先采用1-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和评论中的主眼”借家圈点以为识别”使版面编排”务求醒目”;
4)率先创办报纸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这些业务手段后来为各报所效法，一直沿袭至今。
1921年冬狄葆贤将《时报》盘给黄伯惠。黄伯惠接手后在社会新闻、体育新闻方面的报导独树一帜，在一段时期同时刊印日报、晚刊、京杭版三个版本。
康、梁国内喉舌
1 904年6月12日，《时报》在上海创刊。《时报》创办者狄楚青，编撰人陈冷、雷奋、包天笑、戈公振，总主笔罗普，日出两大张。
该报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助，主张君主立宪制，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是康、梁在国内的喉舌。《时报》重视新闻、言论，紧密配合时事要闻，专辟《时评》栏，一日数篇。另辟《小说》栏，专门译介西方文学名著，每天必登一二篇。后又增出《教育》、《实业》、《妇女》、《儿童》、《图画》等周刊，内容丰富多样。过去报刊都是书本式，该报首创”对开报纸，分为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版式;继对标题、字体、圈点符号等编排形成式进行了改进。
梁启超撰文论《时报》宗旨曰:时报何为而作也?记曰，君子而时中。又曰，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故道国齐民，莫贵于时。此岂惟中国之教为然耳;其在泰西，达尔文氏始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理，而斯宾塞以适者生存一语易之。 不适焉者，或虽优而反为劣;适焉者，或虽劣而反为优。胜败之林在于是矣。是故狐貉诚暖，不足以当暑;湘葛云丽，不足以御冬。与时不相应，未有不敞焉者也。
孔子曰:过犹不及。不及于时者蹉跎茬苒，日即腐败，而国遂不可救;过于时者，叫嚣狂掷，终无一成，或缘是以生他种难局，而国亦遂不可救。要之亡国之咎，两者均之。若夫明达沈毅之士，有志于执两用中，为国民谋秩序之进步者，盖益亦有焉矣。顾亦于常识不足，于学理不明，于是势不审，故言之不能有故，持之不能成理。欲实行焉，而伥伥不知所适。纵奋发以兴举一二事，又以误其方略而致失败者，项相望也。则相与惩焉，不复敢齿及变革。呜呼!全国中言论家政治家，种类虽繁，究其指归，不出于此三途。耗矣哀哉!今日千钧一发之时哉!同人有怵于此，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而于本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竭同人谫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之方策，以献替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虽然，西哲亦有言:完备之事物必产于完备之时代。今以我国文明发达，如彼其幼稚也，而本报乃欲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跬步积以致千里，百川学以放四海，务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斯乃本报所日孜孜也。
《时报》的总经理是狄楚青，名葆贤，江苏溧阳人，为前清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并且与梁启超有深交。康有为”公车上书”时，狄楚青是追随其左右的众举子之一。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的英租界中，组织成立了”自立军”，准备举事起义，狄楚青曾参与策划。后因唐才常失败被杀，狄楚青遭到满清王朝的通缉，被迫流亡日本，改为高姓。待数年后，此事渐息，狄楚青便回到上海，筹资开办了要革新中国舆论的《时报》馆。《时报》的总主笔为罗孝高，广东省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的同学，亦是康、梁推荐来的代表。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梁启超沦为”保皇党”，从而为国人所不齿。《时报》便由狄楚青独自经营，但”保皇党报纸”的大帽子却抛掷不去，导致报纸的声望江河日下。史量才接手《申报》后，依仗张謇、赵凤昌等人的经济实力，千方百计地将《时报》的台柱子陈景韩挖走了，使狄楚青失去了一员平日依仗的良将。继而黄远庸的”北京通讯”被夺走，各书局、学校的联络被抢断。《时报》的发展命脉，皆被《申报》把握去了。再加上狄楚青非常喜欢的三岁小儿，因火灾与小保姆一同殒命，便意志消沉起来，于《时报》渐有厌倦之意了。终于在1921年，狄楚青撒手解脱，由黄伯惠接办了。
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他在书中说:
“汉唐宋初，业经大乱，皆以孔教复致治。今国体虽异，人道岂殊?而人心坏极，岂法政所宜人非天不生，非教不立，故敬上帝，拜教主，文明国之公理。耶教博爱可尊，无如吾俗难废祠墓;佛教养魂可尚，无如吾俗难尽出家。若又弃孔教，则荡佚为禽兽，国必将亡。近有废小学读经之议，有攻礼义廉耻之论，议员请废祀天祭圣，而有司禁拜孔子，明令各省，可悚可骇。今公执政，大乱甫定，民生悴，国势颠，富民强国之政未一举，乃先以弃教诱民导恶，失天下心，鼓志士怒，贻百国笑，甚为公着甚为中国危之。万国礼教主，无不跪，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昔日本大臣犬养毅与仆言，笑吾议会提议之谬，盖大教典礼，非议院所宜及，非有司所得专。葡萄牙宪法，旧章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照行。请大总统以葡例提交国会，并以祀上帝、拜教主之大典，永不提议。丁祭期近，立饬各省祀孔子，仍行拜跪礼，以免大教随人反复，同于儿戏，中国幸甚。昔承虚问，今遇此大事，除电内务部，用特闻，伏希裁察，有为”。康有为要求以孔教为国教。
宪法审议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对孔教应否定为”国教”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赞成者，反对者不足三分之二，致久议未决。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报纸与城市仍然继续发展着这种之前就存续的联系，作为创刊于这一时期的《时报》就恰好体现了报纸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 首先，《时报》的创办及发展，体现了城市对于大众传媒的影响。一方面， 城市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孕育了大众媒体，《时报》于1904年创刊于近代中 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创办之初得益于租界独特的政治生态，而维新派人士的资 助更是考虑到了现代都市的辐射力，如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所写“若夫新闻事实之 报道，世界舆论之倾向，内地国情之调差，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 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 国之微志也”“。报人创办报刊多有强烈的现实目的，而城市无疑是实现这一目 的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城市的现代化又文撑了大众媒体的发展，这既体现在 城市拥有的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体现在城市所创造的商业 文明，最大程度上加快了货币的消费和流转速度，新闻纸可以作为自主经营的产 品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时报》在办报和经营上就有着诸多的创新之举，而并非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喉舌报纸，比如聘用特派记者，加强报纸的时效性；采用 新颖的版面和栏目设置，以适合读者阅读口味；增设小说栏目，并在报纸语言上 使用更加贴近普通读者的文字等等，都是为了在报业市场上吸引更多的读者，以 实现报纸的独立经营。辛亥革命后，形式上的共和政体在中国得以确立．虽然国 内外的矛盾、冲突不断，但是上海的城市建设却确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市民文化 和都市文明逐渐成型，在1921年，《时报》由黄伯惠接手，开始正式成为一份更 加纯粹的商业报纸，佐证了《时报》本身始终对于立足于城市办报的一贯认识。
其次，《时报》展现了晚清报人群体看待社会的“城市化”视角。作为一份 身在上海的报纸，《时报》代表了新兴的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所认可的社会价值和 倾向。《时报》报人多出身于江浙，以科举而入新学，他们中有些人有远大的政 治志向，有些人则单纯因为个人的喜好，随着报业的兴起，他们进入上海，成为 职业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