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杂志（260册）（胡适，雷震）清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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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杂志（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4日），是一本在台湾发行，以扩展民主自由空间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及政治人物所出版。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的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
五十年前，在海峡的那一边，一份杂志因为发出不容于台湾当局的声音，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负责人雷震被捕。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決”。尽管这份杂志再也没能死而复生，雷震本人坐穿了牢底也没能亲手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台湾之民主政治的确立、成熟，却正是以这份名叫《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滥觞。
因为在国民党于台湾的威权统治下，该杂志在台湾的言论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几乎是整个1950年代在台面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异议声响。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于1960年9月4日国民党警备总部藉“《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由殷海光的“大江东流挡不住”社论。”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自由中国杂志停刊。
《自由中国》是在台湾创办的一本双月刊杂志，逢每月的一号、十五号出刊。16开本，一般情况是32个页码。杂志从创办到停刊，前后出刊260期，一共存活了10年9个月零10天，正好横跨上个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自由中国》在这十年中，除创刊时两年外，绝大部分时间充当了无可替代的传播民主思想的重要角色。
一、《自由中国》创办前后
《自由中国》的创办与1949年的政治局势有关。经过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政权走上穷途末路。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大员和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出路。此时，时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的雷震与国民党大员王世杰等人和胡适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局变化，达成共识：国事坏到这种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当局也就是国民党的监督做得不够，有时做了一点，但没有力度，以致政府和军队快速腐败。挽救时局的最好办法是办报纸和刊物，用报刊宣传自由民主，监督政府，以争取人心。
在办报还是办刊的问题上，胡适主张办刊物，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也好保存，不像报纸一看就丢，很快就过去了。”他还主张仿效法国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将刊物名称定为《自由中国》。
雷震说干就干，他打算刊物就在上海创办，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和物色帮手。他意识到此事必须取得当局特别是蒋介石的支持才好，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和在国民党的地位，估计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不成问题。1949年4月3日，雷震、王世杰等人赴溪口看望蒋介石。蒋介石在其老宅宴请雷震一行。席间，雷震将与胡适、王世杰等人意欲筹办一家报刊的设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支持并愿意出资赞助，他对雷震、王世杰说：“……抗战时期，我曾就宣传工作多次对陶希圣指示，而且还发过脾气，但一直没有大起色，我们这几年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与没做好宣传有很大的关系。……舆论宣传很重要，你们回去就办，经费有困难，可由政府资助。”
雷震回到上海就草拟了近百人的《拟为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并请胡适撰写创刊宣言。鉴于这个宣言在《自由中国》对台湾当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妨照录如下：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第三，我们是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第四，我们的最近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①
由此可见，《自由中国》创办初期就是要“反共抗俄”，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他们“反共抗俄”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而追求自由民主则不被蒋氏父子所容。而《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恰恰把重点转向了批判蒋介石当局。
让雷震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溃败得如此神速，他们欲在上海创办《自由中国》的愿望随即成为泡影。
1949年10月，雷震到达台湾，随即召开会议，着手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会上，确定由胡适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胡适在美期间，雷震负责一切法定责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总经理马之马肃 。由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后来的命运证明，胡适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胡适是杂志的保护伞，雷震是杂志的火车头。这是杂志社其他人对他俩的评价。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
《自由中国》在创刊初期，编辑委员会共有17人，是人数最多的时期，也是思想最复杂的时期。创刊初期的《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
二、与台湾当局的第一次交锋
《自由中国》刚刚创刊的前两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还没有闹到很僵的地步。这两年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和台湾当局的“蜜月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自由中国》依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蒋介石的教育部，此外，当局还无偿为杂志提供了比如员工宿舍等各种方便的条件；二是《自由中国》所刊发的文章都是批评苏俄共产党政治的，对当局的批评则是温吞水似的无关痛痒。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连台湾当局的部队都订阅了《自由中国》，可见这本杂志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宣传自由民主的道路，虽然胡适在出刊宣言上一再强调这一点。
到了1951年，《自由中国》的编委们逐渐意识到，杂志如果不能反映台湾的现实，对台湾存在的丑恶现象特别是当局无视法制践踏民主干涉自由的行径予以批评，杂志很难做到吸引读者，发行量就不会太大。
就在此时，台北市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的经济案件。案情非常蹊跷，都是土地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又都是民众和银行正在成交时，被当局的特务抓住，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自由中国》杂志的编委、主笔夏道平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异常震惊地发现，这几起案子都是台湾特务机关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为了搞奖金而设下的圈套，是非常典型的诱民犯罪行为。
夏道平为此写了一篇言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在指出了台湾保安司令部诱民犯罪的背后肮脏交易以后，发出了呼吁。②这一期的杂志还专门配发了《给读者的报告》。这篇类似编者按的文章声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是一篇勇于建议的政论，我们作此社论时，便想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激起某些人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又觉得进忠言是舆论界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又无所畏惧地言其欲言……希望政府当局能有不以忠言为逆耳的雅量。
这期杂志因为这篇言论给雷震带来了很大麻烦，这也是《自由中国》第一次胆敢冒犯当局，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们很快就对《自由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强行带走一名编辑人员，并开始对《自由中国》杂志社进行监视。
此事引起广泛关注，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陶希圣认为《自由中国》应该再做一篇文章加以平衡，把事情平息下来。保安司令部彭孟缉提出来《自由中国》要公开道歉，并要求杂志刊发赞扬他们的文章。
雷震无奈之下安排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经过陶希圣的修改后，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发表在随后的《自由中国》上，其观点基本上回到了与政府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
杂志做出让步以后，此事件基本平息下来。但远在美国的《自由中国》杂志名义发行人胡适看到了这两期杂志以后，非常不满意。胡适致函雷震，对台湾当局的做法提出抗议，并以辞去发行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所“感”呢？《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4卷12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
……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负责任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我今天正为“诱民犯罪”、“栽赃”、“诬陷”的另一件大案子写信给国桢主席与雪屏兄！）
胡适
四十年（1951）8月11日③
在此信的最后，胡适还附了一句话：
此信（除去最后括弧内的小注）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吗？《自由中国》若能不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
雷震决定在《自由中国》上刊发胡适的抗议。文章刊登以后，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及陶希圣等开始了对雷震的迫害，专门召开了批判雷震的会议。
三、挑战蒋经国“救国团”
《自由中国》与台湾当局的第二次交锋的起因源自一封读者来信。1954年1月，《自由中国》杂志社收到读者余燕人、黄松风、广长白的来信《抢救教育危机》，对蒋经国领导的“反共救国团”在各级学校强制推行“党化教育”提出严重抗议，说此举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伤害。④
是否刊登此文，杂志社内部发生争论。当时《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关系已经处于低谷，有些编委担心如果刊发此文，可能会加剧《自由中国》同当局的僵硬关系，但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极力主张刊发，认为这封来信不仅反映了台湾教育界的真实现状，还指出了“救国团”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事实，如果刊发此信，可以达到检讨国民党党纪问题的目的。
在此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救国团”的背景。“救国团”是1952年10月3日台湾当局正式在台北成立的一个组织，由蒋经国任主任。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反共抗战”、“复国建国”的人才，并把《幼狮》杂志作为该组织的思想阵地。“救国团”因为活动太多，给台湾的青少年带来了很大的思想负担，对中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广大群众对此异常反感。
《抢救教育危机》在《自由中国》1954年第11卷第12期发表了。这一期杂志刚面世，就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此文引起蒋经国的震怒，认为雷震故意和他过不去，蒋经国放言：徐复观和雷震有“帮助共产党之嫌”。这件事情的后果是雷震被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开除了党籍。事实上雷震此时已经没有了党籍的纪录。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曾经搞过一次党员归队登记运动，雷震对此嗤之以鼻，看不惯当局的他根本不想再加入国民党，他想静观其变，再作打算。雷震根本一直就没有归队，怎么开除他的党籍呢？无奈之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注销党籍”的办法处理此事。
雷震被开除党籍，《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人都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殷海光，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很幽默诙谐地给雷震写了一封短信：
儆公先生：
欣闻老前辈断尾（指开除党籍），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敬祝新年快乐！
后学 殷海光
1月4日 ⑤
四、“祝寿”风波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岁生日。蒋介石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通知，下发至各机关团体单位。通知说：“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同仁，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书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⑥
这个“婉辞”在报章发表以后，台湾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建议《自由中国》出一期“祝寿专号”，以此来向蒋介石进谏。雷震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与一些主张自由民主的台湾知识分子共同策划了一系列文章，在《自由中国》上刊出。
“祝寿专号”共发表十六篇文章，除社论外，其余十五篇文章出自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之手。雷震的社论题为《寿总统蒋公》，要点有三：一是建议选拔任用人才；二是确定责任“内阁”制的问题；三是实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相当敏感的，社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的这三个观点恰好击中了蒋介石当局的软肋。
比如社论提出的“总统”任期问题，当时蒋介石第二任任期还有三年即满，根据当时“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连任三次，待蒋介石届满以后怎么办？文章指出：
……我们一直到现在，对“总统”候选人之选拔，似乎谁都不知道究竟应遵照怎么样的一种方式。第一，政党政治没有确立；第二，今日之执政党及其他党派的内部民主，也都没有确立。这样，我们可说根本上就缺乏一个新的“国家领袖”得以产生的机体。……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至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党执政，为时过久，民主政治各方面的制衡作用，无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历届的行政首长，类都为蒋公一手提拔的后辈，就难免要多受一点蒋公个人的影响，以致对施政的得失成败，都未能负起积极的责任来，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⑦
社论还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议。文章指出，军队把长官个人视为军队效忠的对象，士兵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家”，只效忠个人，而不知忠于“国家”，军中标语所写的“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本末倒置，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应当予以纠正。
在这期“祝寿专号”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胡适的文章。胡适在文中讲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告诫蒋介石应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面，不要对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细，管细管多了反而管不好；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自己不懂的事情可以让别人去干，让自己的部下去干。
胡适在文章中写到：
“……要救今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怎么样才能够“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呢？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⑧
这期的杂志因为这些敢于直言的文章卖得很火，一再脱销，不得不连续加印多次。一时间，《自由中国》洛阳纸贵，台湾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雷震、胡适等人的“祝寿”文字，杂志社每天都要收到很多的读者来信，称赞杂志办得好。蒋介石当局也因此加紧了对《自由中国》的惩治。首先就是在当局所控制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围剿“祝寿专号”，通过国民党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报》，军方的《军友报》、《青年战士报》、《国魂》、“救国团”的《幼狮》，党方的《中华日报》等先后对《自由中国》进行了攻击。其次，组织写作班子编写宣传材料《向毒素思想进行总攻击》，在内部广为散发宣传。当局还采取遏制《自由中国》印刷的手段，指使特务们威胁印刷《自由中国》的印刷厂，导致杂志不得不不断更换印刷单位。
“祝寿专号”带来的“麻烦”不止这些，从此以后，特务对杂志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几乎每期稿子都要查阅。与此同时，这一期杂志也给《自由中国》彻底树立了一个敢于直言、倡导自由民主的形象。
五、“今日的问题”大讨论
1957年的台湾，社会风气日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毫无生气。《自由中国》编委们认为为了使台湾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使各项建设事业步入正轨，很有必要给当局，特别是蒋介石指点迷津，使当局清醒认识台湾的当今局势，决定以“今日的问题”为总题目，分别论述十五个方面的问题，分头撰写文章。
以此为标志，《自由中国》连续八个月刊发了十五篇社论，全面检讨台湾存在的问题。这十五篇文章篇目是：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反攻大陆问题；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减政府机构；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地方政治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立法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运作；党化教育应该立即停止；“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治风气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反对党问题”，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社论的意义，雷震专门写了“今日的问题”开头语《给读者的报告》，此文类似于编者按，详细阐释了《自由中国》讨论这些问题的初衷。这篇文章与殷海光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和《反攻大陆问题》一起刊发。
这些社论文章篇篇击中蒋介石的要害，但最让蒋介石恼火的要推《反攻大陆问题》一文。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再吹嘘要反攻大陆，并一再列出了时间表，却又一次次无法实现。这篇社论分析了反攻大陆的想法是狂妄臆想无法兑现之后，主要分析了这种狂想的巨大危害，文中谈到：
……“反攻大陆”的公算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而官方不仅嘴里说出十分必然的样子，这且不说，而官方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却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丛生。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误，官方的许许多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拼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了：在公共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怅惆、悲观、失望、彷徨。……⑨
这篇文章让蒋介石极为恼火。雷震回忆录和日记中有关于此事的记录，说刊有《反攻大陆问题》的《自由中国》第17卷第3期从印刷厂一拖出来，就被特务机关盯上了。就连《自由中国》编辑部寄赠给海内外朋友的杂志，也多被特务机关秘密扣压，这其中也包括寄给胡适的杂志。由此可见当局对这本杂志的恐惧态度。
蒋介石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各种宣传工具，攻击《自由中国》杂志破坏了当局的“反共抗俄”的大业、“散布反攻无望论”、“帮共产党的忙”。据殷海光统计，《反攻大陆问题》社论发表后的短短两个月时间，仅仅台湾官方各报刊发表的批判、抨击此社论的文章就达200篇。
为了对当局的攻击做出回应，1957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17卷第5期上又刊登了社论《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指出，当局目前负不起“反攻大陆”的任务，并迈不开步子，使台湾岛上没有这种人才。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将近半个世纪历练出来的“国家”人才、精华斗完了。在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分寸，定遭踢出于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在台湾的指导机构里，现在有的是欢呼队，鼓掌团；有的是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帐房，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今日台湾政治机构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缚自己。
六、陈怀祺事件
陈怀祺事件，是台湾当局精心秘密策划出来的。他们用重金买通一个打手、台南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祺，由陈怀祺投书《自由中国》，等《自由中国》发表了这篇投书以后，他们就指使陈怀祺否认写过投书，反咬《自由中国》假冒他人名义发表文章，侵犯他人的名誉权，最终置《自由中国》于尴尬之境地。
这篇文章写得不可谓不精彩，为了能了解一下背景，现摘抄如下：
“……今年11月初，我以优秀干部的资格奉令参加‘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第XX班受训。这个每年照例都要在军中‘劳民伤财’的国民党军队党部举办的讲习班，究竟能否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这里且不管它，现在，我且把我这次在班上受训所发生的几个疑问写出来，以就教于先生。
今年‘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的主要宗旨是坚定‘反攻复国’信念，巩固革命领导中心，一个是反攻大陆问题，一个是革命领导问题，要弄清这两个问题，于是贵刊去年8月1日所发表的‘反攻无望’（这当然是他们给贵刊扣的帽子）的论调以及贵刊‘破坏领袖’的‘荒谬言论’就一一痛加驳斥，好像今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才开办的，每一个教官不管上什么课程，总要先把《自由中国》痛骂一顿，才好像尽了责任。而且腔调一致，骂来骂去却脱不了上级原来给他们写好了的那些根本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口号和教条，使我们这些受训的同学下课后，都摇头叹息这些教官们的可怜和幼稚。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有一天，我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地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军人’居然变成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⑩
这样的一篇事实清楚的文章，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也让《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同仁们很兴奋：终于有读者说出了他们这一个时期想说而未能明说的话。这篇读者来信和《反攻大陆问题》相互呼应，恰好证明了此前发表的社论的观点，于是《自由中国》决定刊发这个读者投书。
文章刊发以后，不断有读者打来电话，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大约半个月以后，被当局收买的陈怀祺拿着写好的一篇信函来到《自由中国》社，指出杂志上发表的《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不是他写的，是有人冒用他的名字投书杂志社。陈怀祺提出《自由中国》必须刊登声明，以正视听。
雷震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陈怀祺背后必定有人在指使。如果真是有人在冒用陈怀琪之名，那么杂志此次刊登的读者投书无异于是自己砸自己的招牌。《自由中国》编委们决定先在下一期刊物上刊登一篇启事，说明一下《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作者与台南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祺不是一人。
《自由中国》如此处理，正中了台湾当局的下怀，他们唆使陈怀祺继续到《自由中国》编辑部纠缠。与此同时，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报》、《新生报》均在显要位置刊发了陈怀祺警告《自由中国》社的启事：
查贵刊杂志于本年元月16日出版之第20卷第2期，刊载《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捏造事实，分化团结，用污蔑革命军人之手段，以阿谀贵杂志之地位。投书竟假冒本人姓名、军籍、经历与学历，本人依据“出版法”第15条规定，与同月30日投函贵杂志请求更正。讵意贵杂志未依法登载原函，仅于20卷第四期之末页声明投书者之陈怀祺虽与本人同姓同名，并不一人数语。殊不知在现行军制之军营中，绝无同姓同名之可能。况原投书者声明之学经历与本人又属一致。本人于本月16日亲往贵社质询投书者究系何人，贵杂志社负责人态度蛮横，拒不作答，此种虚构事实假冒本人之姓名及学历，伪造文书，以分化团结，并毁损本人名誉之行为，不特为反“出版法”，实属触犯刑章，除依法诉请法院保护外，特此登报警告，以正视听！⑾
不久，台北地方法院的一名法警来到《自由中国》社，交给编辑部一张传票，要求雷震到检察院应询陈怀祺的诉状。
《自由中国》和当局的紧张关系最终以胡适给《自由中国》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而得以缓解。针对陈怀祺事件，胡适撰写了文章《容忍与自由》，在《自由中国》发表。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我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适在此文中的观点让《自由中国》社的同仁不能接受，殷海光等人对胡适的看法由此得到了根本改变。
不管怎么说，胡适的表态确实缓解了《自由中国》和当局的关系。陈怀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七、《自由中国》的终结
1960年，蒋介石第二次“总统”任期届满，蒋介石又一次面临着进退的选择。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也就是说“总统”最多任期只能是12年。但蒋介石的心思是想当“终身总统”，却受到“宪法”的牵制。怎么办？按照蒋介石的思路，当然是要修改“宪法”。但“宪法”不能轻易修改，于是蒋介石的智囊团开始想到了“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只要能修改这个，也能达到蒋介石的目的。
经过谋划，智囊团决定在“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增加一个新条款：“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府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个条款一增加，蒋介石要当“终身总统”的法律问题就解决了。
《自由中国》编委们早就看出蒋介石要连选连任，虽然遭受到了当局的巨大压迫，《自由中国》还是克服重重压力，勇于直言。在1959年6月，《自由中国》就发表文章《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公开对蒋介石开火。在“国大”召开之际，《自由中国》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文章，如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等文，坚决反对蒋介石再度连任。
这些文章让蒋氏父子坐立不安，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对胡适采取措施，用胡适来制衡《自由中国》。胡适当时的地位很高，在《自由中国》的影响大，只要胡适不激烈反对，《自由中国》就不会阻挡住蒋介石要三连任的步伐。但胡适不买蒋介石的帐，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尽管胡适没有向蒋介石妥协，尽管《自由中国》发表了那么多的反对文章，蒋介石还是在1960年3月21日如愿以偿地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对此，《自由中国》同仁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慨，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的社论，对蒋介石的“违宪”行为穷追猛打。
时隔不久，台湾举行地方省议员暨县、市长的选举，在这一次选举中，蒋介石当局采取了违法的助选方式，控制了投开票箱的全过程。《自由中国》很快做出自己的反应，发表社论《这样的地方选举能算“公平合法”吗》一文，在文中公开提出来组建反对党，来监督蒋介石当局的问题。
面对台湾的腐败黑暗，雷震早就有组建新党的想法，现在蒋介石如此不得人心，雷震认为组建新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自由中国》此时实际上已经充当了新党的理论阵地的角色，对此，当局非常紧张、害怕，采取了种种恐吓、威吓的方式威胁雷震，并且给拟组建的新党扣上政治帽子。《自由中国》没有被吓倒，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抗争。1960年9月1日，殷海光撰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对台湾当局的黑暗统治作了强有力的抨击，论述了民主潮流必将如滔滔江水一样，浩浩荡荡，没有人能够阻挡。
这篇文章发表在《自由中国》1960年第23卷第5期，也就是《自由中国》的最后一期上面。从这期杂志开始，《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消失了。雷震等人，被蒋介石当局逮捕。当局为雷震罗织了六项罪名：倡导反攻无望论；主张美国干涉内政；煽动军人愤恨政府；为共产党做统战宣传；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雷震的被捕，意味着《自由中国》在台湾的终结。
正如范泓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一书中所说，在对抗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整整十年中，《自由中国》半月刊不期然地扮演了一个传播民主思想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努力周报》、《新月》杂志、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以及四十年代的《观察》等政论刊物，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谱系，为台湾社会实现政治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