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恺本《太平广记》（全12册）电子版
作者: 李昉 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年: 2009-06
格式：PDG高清 容量：6.38GB
《太平广记》是一部宋前文言小说总集，共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多个小目，近七千个故事，被称为“小说家之渊薮”，历来受到小说家的重视。另外，因为《太平广记》所引之书，许多已经失传，借《太平广记》的引录而得以保存部分，所以，《太平广记》亦极具文献价值。明代谈恺刻本，是《太平广记》最早的印本，以后诸本皆从其出，据此即可见各版本的递传等，其版本价值亦不可忽视。此次影印以国家图书馆藏缺四卷的谈恺刻本为底本，以其他谈恺本作补充，采用灰度印刷，在最大程度上保存版本信息，据此即可见谈本《太平广记》之大概。
《太平广记》是古代汉族文言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传说及道经﹑释藏等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次年(978年)完成。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叫做《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引书大约四百多种，一般在每篇之末都注明了来源，但偶尔有些错误，造成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因而不能根据它作出精确的统计了。现在书前有一个引用书目，共三百四十三种，可是与书中实际引出数目并不符合，大概是宋代之后的人补加的。《太平广记》是分类编的，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查起来比较方便。从内容上看，收得最多的是小说，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宋代之前的小说的总集。其中有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只能在本书里看到它的遗文。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
《太平廣記》是一部宋前文言小説的總集。全書五百卷，分九十二大類，一百五十多個小目，近七千個故事，約二百八十萬字。《太平廣記》“薈萃説部菁英”，被稱爲“小説家之淵藪”，歷來受到小説史家的重視。其次，因爲《太平廣記》所引之書，許多已經失傳，借《太平廣記》的引録而得以保存其片斷。所以，《太平廣記》極具文獻價值。這種價值不限於文學的材料價值，研究各門學科的人們都可能從中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宋初，正當文言小説和白話小説大分化的前夜，我們從《太平廣記》中可以一窺當時的小説觀念。有無故事性，有無聳人聽聞的效果，有無趣味，是能否入選《太平廣記》的基本標準。小説者，故事也，這就是《太平廣記》編纂者的小説觀念。在入選《太平廣記》的近七千個故事中，無論是神怪故事，還是人間的故事，都表現出搜奇覓怪的鮮明傾向。
《太平廣記》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情况大致如下：
北宋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李昉、扈蒙、李穆等人奉太宗之命，“以野史、傳記、小説雜編爲五百卷”。三年（九七八）八月書成，號曰《太平廣記》。六年（九八一），詔令刻版。版成，“言者以爲非學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樓”。
現在所知，依據宋本的《太平廣記》版本有三種，即明人沈與文的野竹齋鈔本、清人孫潜用宋鈔所校的一個談刻本、清人陳鳣根據宋刻所校的許自昌刻本。從它們避諱的情况來判斷，它們所據以校勘的宋本都是南宋的刻本和鈔本。另有韓國所藏古籍《太平廣記詳節》，爲《太平廣記》之選本。成書於世祖八年（一四六二，相當於明英宗天順六年），其文字也時與前三種版本吻合，其底本亦當爲宋本。如此看來，北宋是否刊刻過《太平廣記》似乎還必須打上一個問號。儘管我們找不到北宋刊刻過《太平廣記》的直接記載，但是，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太平廣記》在北宋仁宗以後，逐漸地在社會上流傳却是不争的事實。北宋仁宗慶曆元年（一〇四一）編成的《崇文總目》，對《太平廣記》已有著録。接着，出生於徽宗宣和年間的晁公武，在其《郡齋讀書志》中著録了《太平廣記》，估計是刻本。同書著録有《鹿革事類》、《鹿革文類》各三十卷，均爲蔡蕃節取《太平廣記》而成書。南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著録有《京本太平廣記》。宋人袁文《瓮牖閑評》卷五、王辟之《澠水燕談録》卷九《雜録》、《蘇軾文集》卷六八《題跋·書鬼仙詩》、葉夢得《却掃篇》卷下，均提到了《太平廣記》。南宋以後，有關《太平廣記》的記載則越來越多。
如前所述，至少在南宋高宗時，已經有了《太平廣記》的刻本。但是，宋鈔和宋刻都没有傳下來。現存最早的《太平廣記》刻本是始編於明朝嘉靖四十五年的談愷本。談愷（一五〇三—一五六八），字守教，號十山，祖籍河南開封，宋室南渡時徙無錫。嘉靖五年（一五二六）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副使、四川按察司副使、山東右參政、福建廣東左右布政使。累官副都御史。談氏致仕後，賦詩刻書以自娱。《太平廣記》即其六十四歲時所刻。
談本，半頁十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欄，是現在能看到的《太平廣記》最早的刻本，也是現存各種《太平廣記》刻本的源頭。談愷本有不同的印本，這是 汪紹楹先生的發現。汪先生在通行本的《點校説明》中説：
據今日所見，談愷刻本至少有三種印本：第一種印本是没有第二六一卷至二**卷， 第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卷首没有隆慶元年識語的，後來談氏在隆慶元年識語中説：“其四卷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語我，庶幾爲全書云。”這當是指最早的印本，假定它爲初印本；第二種印本也没有第二六一卷至二**卷，但於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卷首增有隆慶元年的識語，且所收文字不同，假定它爲後印本；第三種印本是多出第二六一卷至二**卷的（後來許刻本、黄刻本都有這四卷，大概就是從這個本子來的），而第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則和後印本相同，假定它爲最後印本（北京圖書館藏有膠卷）。
我們仔細研究《太平廣記》版本的演變，將《太平廣記》的各種版本進行對比，可以看出，宋本第二六一、二六二、二六三、二**、二六五、二六九、二七〇卷等七卷的闕佚和輯補，造成了談本歷次印本之間的差異。
關於七卷闕佚的最早信息來自談愷的自序以及談本初印時第二六五卷、二七〇卷前面的兩段識語。談氏的自序中説：“尚有闕文闕卷，以俟海内藏書之家，慨然嘉惠，補成全書。”第二六五卷正文前面有一段識語：“余聞藏書家有宋刻，蓋闕七卷云。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語我，庶幾爲全書云。隆慶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談愷誌。”第二七〇卷正文前還有一段識語：“此卷宋板原闕，予考家藏諸書得十一人補之，其餘闕文尚俟他日。十山談愷誌。”稍後於談愷的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九《二酉綴遺》上謂：“《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胡淛》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遍閲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云：“《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説，談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説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某些書目在著録《太平廣記》的時候，對七卷的闕佚也有所反映：“尚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酷暴類》闕胡淛等五事，《婦女類》闕李誕等七事，今從别本補足，有‘放庵居士文房’之記。别下齋藏書印。”（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子部）談愷的自序作於嘉靖丙寅（一五六六）的正月。第二六五卷前的識語作於隆慶元年（一五六七）的七月，即作序後一年半左右的時候。按李春芳《談公愷墓誌銘》所説，談愷卒年爲隆慶二年（一五六八）。正如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所説：“則愷能及見全書之成與否，實未敢必！然生前曾將所闕七卷中補得三卷，則無可疑也。”很顯然，兩段識語均寫於初刻之時。這是從談愷的卒年所作出的判斷。第二六五卷卷前識語的落款時間離談愷的去世，僅有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此時《太平廣記》才刻了一半左右。前面的二六五卷已經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仔細對照所能見到的四種談本，不難看出，它們的差别僅僅在於這七卷。不斷修補的，就是這七卷，其餘各卷，均用原版刷印。按常情推測，初刻以後的各種談本，都在談愷的身後。其時間跨度或長或短，現在没有確切的資料，不好估計。時間離談本初刻不遠的活字本，二六一、二六二、二六三、二**、二六五等五卷皆告闕如。有二六九、二七〇卷，篇目同汪先生所謂的“後印本”。所闕篇目亦同，只是篇目的順序有些區别。
如前所述，談本的幾次不同的印本，只是重修那宋本所闕的七卷，所以，越是後出的印本，所補充的篇目應該越多。按常情推測，談愷在世的時間，只允許他參與談本的第一次印本（爲了不和汪先生所命名的“初印本”相混淆，筆者稱其爲“第一種印本”）。第二七〇卷正文前的識語明明説：“此卷宋板原闕，予考家藏諸書得十一人補之。其餘闕文尚俟他日。”而汪先生所定“初印本”中，有“洗氏、李誕女、義成妻、衛敬瑜妻、盧夫人、魏知古妻、符鳳妻、鄒待徵妻、吕榮、侯四娘、竇烈女、高彦昭女、鄭神佐女、鄭路、封景文、周迪妻、鄒僕妻、歌者婦”十八個篇目。與識語“得十一人補之”顯然互相矛盾。如果琢磨胡應麟所稱“《婦女》闕李誕等七事”，則正好吻合。談愷“得十一人補之”，則原先恰好“闕李誕等七事”。“李誕等七事”補入，則正好十八個篇目。由此可見，汪先生所謂“初印本”，實難以成立。正因爲識語已經不符合該本的實際情况，所以，删去識語也不足爲奇。有無識語並不能説明太大的問題。例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二六五、二七〇卷卷首没有談愷的識語，而《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則在第二七〇卷卷首加上了談愷的識語。可見，加不加談愷的識語有很大的隨意性。關鍵是看篇目的補充情况。汪先生所定“初印本”第二六五卷中，有“劉祥、劉孝綽、汲師、許敬宗、盈川令、崔湜、杜審言、杜甫、陳通方、李賀、崔駢、李群玉、馮涓、温庭筠、西川人、河中幕客、陳磻叟、崔昭符、温定、薛能、高逢休”二十一個篇目，而且都注有出處。對照陳鳣校宋本所依據的目録，可以得知，此卷篇目已全。顯然與識語“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不合。而且在所謂“初印本”的卷前目録中並没有“以下俱闕”的字樣。從識語可以作出如下判斷：談愷並没有找到宋本的原文，他是根據宋鈔的總目録所提供的篇目和類别，“考家藏諸書”來加以補充。汪先生所謂“初印本”的正文篇目順序與卷前目録完全一致，這正是補成完璧、篇目穩定下來的一個標誌。我們不妨稱之爲第二種印本。汪先生所謂的“後印本”，其實倒很象是“第一次印本”。我們不妨將它稱爲第一種印本。它的第二六五卷，闕“汲師、崔駢、西川人、河中幕客、崔昭符、温定”六個篇目，二六九卷闕“胡淛、韋公幹、陳延美、趙思綰、安道進”五個篇目，二七〇卷闕“李誕女、義成妻、魏知古妻、侯四娘、鄭路女、鄒僕妻、歌者婦”七個篇目。三卷的卷前目録中，二六五卷的“汲師”、二六九卷的“胡淛”、二七〇卷的“李誕女”諸條下，標有“以下俱闕”或“以下俱闕文”的小字。所闕的篇目歸集於後，造成了卷前目録和總目録的不一致。因爲總目録未變，而卷前目録却根據存佚的情况作了調整。汪先生所謂“初印本”的篇目存佚情况和談愷的識語相吻合，也和胡應麟所説情况相吻合。但是，它没有第二六一至二**這四卷。且它的第四四〇至四五〇卷是用許自昌本配鈔而成。由此可見：汪先生所謂“後印本”，其實乃是最早的印本；所謂“初印本”，其實乃是真正的“後印本”。汪先生所謂“最後印本”，七卷俱有，但第二六五和二七〇卷篇目不全，所闕篇目幾與第一種印本同。我們不妨稱之爲第三種印本。國家圖書館另有一種談本，其二六五、二六九、二七〇三卷是用其他的談本拼合而成的。我們不妨稱之爲第四種談本。後面的三種談本各有所闕而可以互補，它們的先後難以判斷，也没有多大的意義，所以我們不必强調它們的孰先孰後。
談本爲現存最早的《太平廣記》刻本，是以後《太平廣記》諸本之源，所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談本是很有意義的。對於小説史的研究，無疑會提供很大的方便。因爲談本的四種印本中，除第一種印本外，其他三種均有互補的作用。我們以闕少第二六一至二**四卷的第二種談本做基礎，所闕四卷以第三種談本補充。而配鈔的卷次用國圖所藏的第四種談本補充。如此，則基本上可以完整地反映談本的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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